中山大学：回首峥嵘处，热血铸我心。

学校教育是社会发展的缩影，一所高校的成长史背后镌刻的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印记，二者息息相关，不可分离。岁月无声，中山大学已走过九十余载春秋，回首中大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滴滴，都是民族与国家发展复兴之路投射下的光影痕迹。

      中山手创：人才为立国之本    

伟人手创，山高水长，穿越百年时光，回首岁月峥嵘。中山大学的诞生，是中山先生“教育救国”思想最深刻的践行，亦是最光辉的注脚。

孙中山先生“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之本”。早在1890年，他就在《致郑藻如书》中写到：“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他（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返（反）此”，他提议“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字字珠玑，言之凿凿，中山先生对于教育之重视，由此可窥见一斑。

其后，中山先生曾三度前往康乐园发表著名演讲。1912年5月7日，孙中山先生受邀参观岭南学堂，于马丁堂发表了名为《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讲，“今见学生，令人健羡，益见非学问无以建设也。”先生之语，掷地有声，对于莘莘学子的希冀与期待溢于言表。

△马丁堂

中山先生深感培养人才对于革命的重要性，意识到实施“教育救国”的大政方针迫在眉睫。1924年2月，孙中山先生饬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先生在命令中写道：“从速筹备成立国立广东大学，嗣后所有用人行政，悉由该筹备处主管办理。”由于广东高师、法科、农专这三所学校创办较早且有一定规模，具备建立国立高等学府的条件，因此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上，按照国立大学的规模通过了国立广东大学的组织大纲。

1924年6月，先生最终敲定了邹鲁主持制订的下期招生章程与办法，并任命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校长。筹备期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许崇清、蒋梦麟、李大钊、胡适等社会名流，皆被聘请为筹备委员。

△上世纪20年代位于广州文明路的中大正门

△20年代中大校园建筑之一

△20年代中大校园建筑之二

大学初创，其精神也由此发轫。对于广东大学的办学精神，孙中山先生有明确的看法，就是“为社会福，为邦家光”“以学问求革命”。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先生曾十余次到国立广东大学系统演讲“三民主义”，勉励中大青年学子“立大志”“做大事”。

1924年6月21日，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遵令在原广东高师礼堂就职，国立广东大学前身之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行毕业典礼。孙中山先生亲撰毕业训词，并委派时任大元帅府总参议的胡汉民以大元帅名义代为宣读。正如陈树人在毕业典礼上致辞所说：“现三院能于广东最艰难困苦之际合组大学，实由大元帅注重教育所致”。

训词谓曰：“学海汪洋，毓人作圣。大学毕业，此其发轫。植基既固，建业立名。登峰造极，有志竟成。为社会福，为邦家光。勖哉诸君，努力自强。”

1924年11月11日，国立广东大学补行成立典礼，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国立广东大学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就成了后来中山大学的校训。时至今日，这十字校训犹在耳畔，激励着一代代中大学子不忘初心，奋力向前。

大师云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邹鲁校长深谙此理，故实施“教授治校”之方略，聘请名师大家赴中大任教，彼时的中山大学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不仅由此挽救了广东教育濒临破产的局面，还奠定了中大“严谨、求实”的良好学术风气。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赵元任等蜚声海外的专家学者都曾在原中山大学任教；柯麟、梁伯强、谢志光、陈心陶、陈耀真等医学巨擘亦在中山医科大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寅恪故居

漫步于中大校园内，幢幢红楼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斑驳与厚重，亦记载着曾在这片知识的沃土砥砺耕耘、传道受业的先辈。鲁迅先生“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的勉励之语仍振聋发聩，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期望也落地生根。梁伯强教授呕心沥血，为病理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姜立夫教授孜孜矻矻，为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开辟崭新天地。钟荣光先生寻觅的石狮、费孝通先生题写的堂匾，还有那无数沉默的红楼，桩桩件件背后是无数个大师们前赴后继的身影，是无数个动人的中大故事，是独属于中大的最宝贵的财富。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中山大学浓厚的学风滋润这片知识的沃土。“学在中大，追求卓越”，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凝聚了百年时光的精神气质，是由历史传统和办学精神交织而成的一曲亘古的歌谣。

抗日战争：三易校址，薪火不灭

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故事家喻户晓。但你可曾知道，几乎同一时期，中山大学四千师生也从广州一路西迁，期间三易校址而文脉不绝、薪火不灭，留下了一段艰苦卓绝又可歌可泣的佳话。

△中山大学三度迁校示意图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8月起，日军开始长期轰炸广州，中山大学也未能幸免于难，部分校舍被炸毁，死伤多人。1938年10月中旬，日军铁蹄侵犯华南，广东当局纷纷撤离广州，中山大学奉命迁校。

此次搬迁，路途遥远，而且正值战乱，行程十分艰苦。学校师生多地辗转，奔赴云南澄江，迢迢远途，经历了几千里的长征。澄江府庙、古建筑众多，坝区村寨密集，中大迁来后，主要利用这些建筑以及自盖简易房屋作校舍。学校因陋就简，利用土坯或者木柱做成桌脚、凳脚、床脚，再铺上木板，就能解决床、凳子和桌子缺少的困难。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中山大学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办学。据校史记载，当时中大在澄江设有文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研究院共8个学院30余个系。那时中大仍云集了一批知名学者教授，如国际有名的小提琴大师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等。中科院院士蒲蛰龙时任中大副教授，正是在澄江的研究经历，使他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著名论文《云南澄江白粉蝶幼虫细菌防止之初步试验》。

由于时局动荡，1940年8月，中山大学在时任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迁往广东北部山区韶关坪石办学。据乐昌县志考证，当时中大的总办公厅、研究院、先修班设立在坪石镇上；文学院先在坪石清洞，后迁往铁岭；法学院先在乳源县的武阳司，后迁往车田坝；理学院在坪石矿口；工学院在坪石的三星坪；医学院在乐昌县城；师范学院在乳源县的管埠；农学院则到了与坪石毗邻的湖南省宜章县栗源堡。从1940年8月至1945年1月，中山大学坚持在粤湘交界的坪石一带办学，尽管条件艰苦，但仍保持着较大的办学规模，师资力量雄厚，入学学生人数也在增加。

1944年秋，日军为打通粤汉线，向粤北进攻，坪石告急。次年1月，日军包围坪石，学校仓促通告紧急疏迁，分成三个方向迁移——往东走仁化、梅县等地，往西走连县。在全员到达东江流域之后，设校本部于梅县图书馆，文、理、法、医、农各学院于梅县城，工学院于兴宁，研究院和师范学院于龙川县城，并于1945年3月间正式复课。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大师生和员工陆续从粤北、连县、仁化等地迁回广州石牌原校址，结束了七年的颠沛流离。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三易校址，可谓是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伟大缩影，一次次校址变迁，不变的是文脉的延续，以及对于大学精神的坚守。在激荡的岁月中，中山大学在孙中山先生“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的精神激励下，自由独立、开放包容、务实革命的文化精神凝聚成形，蔚为传统。

院系调整：直面挑战，重焕新生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保留文理学院，工、农、医、师范学院各自独立，由中大分离出去，法学院并入中南财经学院，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中大校址从石牌迁往康乐村原岭南大学的校址，同时其他学校的文理科也与中大合并，组成了新的中山大学。

不得不说，此次院系调整给中大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一些有悠久历史或有成就的科系，如天文、地质、语言、人类等系被调出；一些卓有影响的教授、学者和学科带头人如陈国达、朱谦之、杨成志等被调离，这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中大的综合实力。但与此同时，新中山大学的构成也吸收了多方资源，岭南大学乃历史悠久的由传教士创办的大学，校园环境优美，而在1948年陈序经担任岭大校长后，邀请了很多知名的学者前来任教，文科有陈寅格史学大师等，医科有谢志光、陈国桢、陈耀真、毛文书、秦光煜、许天禄等大教授，理科有姜立夫(来自台湾)、陈永龄教授等。原岭南大学历史积累深厚，再加上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并入中山大学以后，中山大学学术实力更为强大，且名师荟萃，在当时的中国声望很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安稳，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大学教育，这为中山大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经历了院系调整的中山大学，就像是一只正在沉潜蓄力的狮子，已整装待发。自此，中山大学直面挑战，抓住机遇，冲焕新生，日益成为南方学术重镇，甚至在全国高校之中独领风骚。

改革开放：当中大迎来学术的春天

当春风吹过南方的大地，当暖意浸润中国的1978，时代的春天到来了。改革开放的画卷在中国大地上徐徐铺陈，而中山大学再一次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勇立潮头。

1979年，饱经沧桑的中山大学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在李嘉人老校长的带领下，中山大学率先拉开了学术界改革开放的帷幕，创下了诸多开先河之举。1979年1月4日，在中美正式建交4天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术代表团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代表团，在李嘉人校长的邀请下访问中山大学，并在为期18天的行程中访问了其他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1979年2月，黄焕秋教授率领中山大学教师代表团访问香港，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访问香港的内地高校代表团。1979年4月，李嘉人校长、黄焕秋教授共同率领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回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再创“第一”——中国第一个赴美访问的高校代表团。

兴建于1982年的梁銶琚堂，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大学风之见证。位于中山大学南校区的梁銶琚堂，由相关著名实业家梁銶琚先生捐资修建，是改革开放后内地高校第一所以捐资人名字命名的建筑。在那个刚刚结束动荡的年代里，中大不惧争议，毅然以梁先生名字为它命名，正是中大自由、包容、开放精神的见证，可谓一扫过往沉闷，开时代新风！

△梁銶琚堂

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中山大学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敢为人先的时代弄潮儿——他们是香港昌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邹锡昌、新浪集团总裁许良杰、厚朴投资及高盛高华证券董事长方风雷、中国知名音乐人陈小奇、U盘之父邓国顺……他们在各个领域一展风采，以自身的卓越才能为祖国母亲的飞速发展贡献力量。中山先生“敢为天下先”之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和传承！

伴着时代的剧变，伴着祖国的发展——春天正降临在敢于开创、务实前进的中山大学。

今日发展：中大与祖国一同阔步前行

2018年，中国正迈向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这四十年，是发展的四十年；这四十年，是耕耘的四十年；这四十年，是积淀的四十年；这四十年，也是开拓的四十年。而今，当祖国行至改革开放加速的路口，中山大学也正处于自我调整的转折期。

2013年，中山大学复办天文学系；2015年，罗俊校长正式提出“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十二字人才培养目标；同年，深圳投资300亿建设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及三所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并筹建临床医学院（深圳）、药学院（深圳）、生命科学学院（深圳）、海洋工程与技术学院等20余个院系，大力发展新兴高科技专业；2017年，中山大学启动本科专业调整……“三校区五校园”的飞速建设与大刀阔斧的种种改革，无不昭示着这所屹立于岭南的百年学府身上发生着的深刻变化。

△深圳校区

紧接而来的是中大学术成果的喷涌——2015-2017年，中山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分列全国第六、第三与第二，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分列全国第三、第二与第一，逐年上升；“天琴计划”稳步推进；海洋科考船建设于2016年进入正式实施阶段，预计2020年可投入使用；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2016年，中山大学陈兵龙、朱熹平教授分获晨兴数学银奖和陈省身奖；2017年7月23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晓顺教授团队实现全球第一例“不中断血流”人体肝移植术……

△天琴计划示意图

今日之中国，正昂首阔步地走在“仍大有可为”的改革新征程上；而今日之中大亦是如此。在祖国母亲即将迎来70周岁生日之际，中大正循着“入主流”、“立潮头”、“走出去”的发展路径，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践，力争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与祖国同进，为祖国添彩！

九秩中大，百年复兴。这是一部中山大学的成长史，更是一部中华儿女的奋斗史。中山大学见证了这所有的苦难与辉煌。不忘历史，直面未来，中大与祖国一同阔步而行，这是献给祖国母亲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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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山大学校史网、中山大学历史文化展示平台、南方+客户端

图片来源：网络、中山大学历史文化展示平台

资料收集：战伟龙、丘沐梓

封面制图：刘佳燕

撰稿：战伟龙、丘沐梓

编稿：刘佳燕

校稿：许嘉茵

核稿：周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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